吴舜泽对记者表示，环境保护对不同领域和不同行业存在不同影响。越是需要进行转型升级的行业，越欢迎环保严管，越是较早进行环保整治的行业越不受经济社会形势的影响。
吴舜泽介绍，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近期收集梳理了41个行业2012年2月至2017年10月的月度数据，实证分析环保督察对工业行业发展水平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在行业方面，环保督察并未显著减少亏损企业单位数，也未对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产生显著影响；环保督察对高污染行业总资产和主营收入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并没有显著减少高污染行业的利润总额。环保督察提高了行业集中度，促使相关行业向高质量方向继续发展。
环保督查人员通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现场巡查卫星遥感支持系统在现场检查。摄影/章轲
“依法严格监管并未改变社会总成本，只是优化了产业结构。”吴舜泽说。
2016年下半年至今，以煤炭、钢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及其他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出现显著上涨。吴舜泽对此表示，由于环保督察恰逢宏观经济周期性回暖和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不少人把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环保督察力度加大，甚至出现了诸如“环保冲击实体经济”“环保督查刺激价格上涨”等论调。
“研究发现，环保督察执法只是在多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定的叠加效应，并非价格波动的原凶或主要因素。”吴舜泽说。
联系到此前社会热议的禁养区划定问题，吴舜泽表示，禁止养殖区并不是环保一家划定的。地方政府不仅出于环保需要，还综合甚至更多地考虑了城镇化发展、动物防疫、文物保护、基本农田、河道管理等多种因素划定禁养区。尤其是城镇化水平高、工业发达的地区，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较大。
“无猪市（县）的真正动机不是环保，而是地方政府无税收、占地大，防疫压力大等。”吴舜泽说，也正是此类原因，环保成为有些地方办事“一刀切”的原因。
为什么最近几年会形成环保影响经济的错误舆论？吴舜泽分析说，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经济下行找“背锅侠”；利益相关者的反弹或绑架舆论；对依法常态化监管不适应，把过去的宽松软的环保监管当作正当的；一些地方和行业环保执行过程简单粗暴、扩大化；金融行业超预期。
他说，环保政策效应叠加在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源等政策的分化影响之上，无形中放大了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负面评价，这是造成环保政策经常“背锅”的原因。
“环境不能作为无价低价的生产要素被忽视，也不能仅仅将其作为支撑发展的一个条件。”吴舜泽表示，不能把绿色发展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甚至拖累增长速度，而应看成是重要的消费、创新和增长新动难。不仅要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