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精炼铜的产能位居世界第一，但受资源禀赋限制，每年需要大量进口铜精矿。2022年我国精炼铜产量1053.4万吨，占全球总量的41%，其中原生铜冶炼约占70%。当年进口铜精矿2532万吨，对外依存度达80%。目前铜产量仍不能达到国内铜消费水平，铜冶炼产能会进一步扩张，铜精矿缺口将继续扩大。
为充分利用海外铜精矿资源，保障原料供应，促进我国铜冶炼降本提质，2019年以来，海关总署已先后批准5家企业在港口保税区开展进口铜精矿混矿业务（即“保税混矿”），就是将来自海外的超标铜精矿与洁净矿在保税区内进行物理混匀，混合达标再报关，经检验合格后输送至国内铜冶炼企业。
我国《关于公布进口铜精矿中有毒有害元素限量的公告》对进口铜精矿中砷（As）元素限量规定不得大于0.5%，比国际上的限值标准（通常为0.2%，例如日本和美国）高0.3%。因此，扩大铜精矿的进口存在一定的环境隐忧。
铜精矿中的砷在高温下挥发进入烟气、造渣进入炉渣，烟气中砷部分收集在白烟尘，剩余进入制酸系统的污酸中，经中和处理进入产出的炉渣中。最终约0.06%的砷随废气排放，0.04%的砷进入成品硫酸，99.9%进入含砷固废。砷污染物一旦进入环境，将通过化学过程和生物转化，以不同形态存在水、土壤、植物、海洋生物和人体中，并且在各类砷化合物之间形成循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持续影响。
砷属于类金属，其氧化物等属于剧毒化学品。砷及砷化合物是已被列入我国《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和《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的危险化学物质。砷常作为伴生组分赋存于铜矿中，铜精矿砷含量约为0.19%—1.88%。我国冶炼铜精矿砷含量均值为0.32%。据此估算，我国每年因铜精矿带入冶炼系统的砷金属量约8万吨。开展“保税混矿”试点后，即使铜精矿中砷含量达标，但输入总量也会增加。
对于进口铜精矿含砷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应当严加防范。笔者建议从统筹布局、修订限值、开展评估、疏堵结合4个方面同步发力。
统筹布局，建议系统开展国内外矿产品供需和资源形势分析，统筹混矿点位布局，有条件地逐步推动“保税混矿”工作，控制试点企业数量和铜精矿进口总量。加强配矿企业点对点全流程监管，要求配矿企业编制年度混矿总结报告，说明原料来源与组分，混配矿不得开展二重贸易和转手贸易。
修订限值，建议修订铜精矿砷含量限值标准，实施高低双值标准。比如，将砷限值标准从目前的0.5%降低至0.4%，以控制砷输入总量。同时，制订超标矿砷含量最高限值，禁止砷含量超过1%的铜精矿用作混矿原料，减少高砷铜精矿输入，避免我国成为砷问题的“接盘侠”。
开展评估，建议开展砷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评估，加强铜冶炼和含砷废物利用处置企业环境监管。建立从原料来源、过程控制、末端去向的“砷档案”。铜冶炼企业编制企业内砷流向和砷平衡报告，强化含砷废物收集、转移、处置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提高含砷废物综合利用和处置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助力我国铜冶炼行业高质量发展。
疏堵结合，建议拓展砷资源化和无害化新路径。加强砷资源化利用研究，开展砷铁合金等新兴含砷产品环境风险评估，利用“点对点”探索推动含砷产品试点，落实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研究制定砷铁合金产品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助力提升含砷废物综合利用率。进一步规范砷渣稳定化处置工程技术，开展砷酸铁渣以及砷渣胶凝固化稳定性研究，减少砷浸出，防范化解砷环境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