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顺应了污染治理工作的需要。目前对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的监管，主要还是采取执法人员上路检查和入户检查两种方式，劳动强度大、效率低，难以形成有效监管，治标难以治本。比如，2018年，北京市人工检查重型柴油车216.88万辆（次），立案处罚排放超标车32.53万辆（次），处罚量是2017年的5.6倍，是2016年的35.7倍。从检查数量和处罚数量来看，执法监管力度不可谓不大。尽管如此，面对620多万辆机动车保有量，面对每天几十万辆外埠车进出，还是显得力不从心，通过执法监管进一步降低机动车尾气污染排放强度的难度越来越大。
机动车市场数量庞大，具有流动性强、污染因素复杂等属性，决定了在其污染治理方式方法上要有别于传统固定源，强化源头治理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只有抓住排放标准这个牛鼻子，污染治理才能事半功倍、可持续、见成效。
二是为污染治理减排释放了空间。与“国五”标准相比，“国六”标准严格程度更高，对二氧化碳排放限值加严50%，总碳氢化合物排放下降50%，氮氧化物排放限值加严42%。另外，与“国五”阶段汽柴油车采用不同的限值相比，“国六”标准对汽柴油车采用相同的限值要求。同时，“国六”标准对车辆的冷启动、加减速以及高速大负荷状态下的排放进行全面考核，对车辆排放控制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随着城市能源结构调整、精细化管理不断深入等，大气污染治理空间逐渐压缩，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的难度越来越大。“国六”排放标准的实施，为进一步深化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了可能，释放了空间和容量，为治理工作找到了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三是为深化污染治理提供了支撑。实施“国六”排放标准，有3个时间节点：一是2019年7月1日起，在重点区域提前实施；二是2020年7月1日起，全国范围开始实施相对宽泛的“国六a”阶段排放标准；三是2023年7月1日起，全国范围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国六b”阶段排放标准。如此大幅度提高标准限值，加严标准要求，凸显的是一种刚需，顺应了时代需要。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跳过“国六a”阶段，从今年7月1日起直接实行“国六b”的排放标准，相当于提前了4年，由此可见他们治理大气污染的迫切心情和决心。
汽车是机动车大气污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大，因此排放总量也高，只有提高排放标准，提出更高要求，降低单车排放强度，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总量。“国六”的实施，为这些城市深化、强化和加快机动车排放污染治理提供了政策支撑和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