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夏天，光明日报地方记者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光明日报常驻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直辖市记者站的记者全员到会述职，听取国内外形势报告，学习相关文件，讨论重要选题，部署采访任务。
会议期间，曾在讨论时议论“中央新闻单位是党的喉舌和耳目”，多数人认为，“喉舌”没有问题，但公开说“耳目”似有不妥。其实，中央新闻单位驻地方记者一直担负着“喉舌和耳目”的职责。
我本人在光明日报派驻河南记者站工作十年，担任记者、副站长、站长，写下千余篇公开报道和数十篇“内参”，在1980、1990年代，地方站还要担负繁重的报纸发行工作，光明日报社编委会曾通报表扬我和同事在发行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做光明日报记者时在基层单位采访
在“中央驻站记者”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与地方党政机关、相关部门以及有关单位搞好关系非常重要，当时的人民日报河南记者站（现为分社）站长李杰曾经说过：“搞不好与地方的关系，连一个大头针也得不到”（大意）。
实际上，地方上都对中央新闻单位驻河南的记者给予多方帮助，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河南记者站的办公室均由省委办公厅提供办公室，各项费用全免，还提供机要文件和普通邮件收发等服务，平时到县市区乡镇采访也享受很高待遇。
当然，这些殊遇无不寄予“上天言好事”的祈愿，大多数享受殊遇者也无不投桃报李。不过也有不识时务的人，那就是本人，一介书生，不知轻重。
虽说写下并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千余篇报道大多数都是表扬内容，但也有很具影响力的批评报道，诸如《文明摇篮的耻辱——河南十一起殴打教师事件调查》（与张胜友合写）、《团职军转干部王龙志跳楼自杀》《民办学校女教师为什么被劳教》等，就大大得罪了地方党政高层。
至于“内参”不便多说，仅就我个人来说，除了正常的如每年黄河进入汛期后的相关“内参”外，也要对一些突发敏感事件发“内参”，有些特别重要的“内参”会以“手写传真件”（当时还是手写稿发传真）直送中南海，比如我采写的《洛阳公交公司工人罢工》等，这些“通天”文稿虽然会受到报社的表扬，但地方上则会对我本人产生不满，或说很反感很排斥，可以说我当年出走美国也有压力难以承受的原因。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了美国在洛杉矶中文媒体打工做记者编辑时，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写下了一些让许多人不以为然的文稿。后来做专栏作者也写过一些现在很是后悔的文稿。
常言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回国后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对这句话有了切身感受和深刻体会，确实有人对我大惑不解：“人家都争着抢着往外跑，你怎么还跑回来？”于是，如同在洛杉矶我被怀疑身份一样，回国后也被质疑动机。
作者在洛杉矶采访途中小憩
昨天（7月3日）我写下《从洛杉矶开始我常年累月被偷窥》一稿，叙述了我回国的窘迫处境，读者可以参阅。
人家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这些年应该就是在“还”早些年的“欠账”，因为我那些批评报道和“内参”而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相处，牢记着我可能已经忘记的批评报道和“内参”，对我或许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只说一项即“创意出版”，我最早提出并参与发起成立排名中国第五的“河南省创意产业协会”，参与创办《创意中原网》和《创意中原》内刊，主持或参与80多种图书的策划、编辑、制作和出版发行，促成河南省多家文化创意企业获得多项创意经济大奖，应该并且也有资格获得省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补贴，然而申请了7次均被拒绝，不排除其他原因，但早些年我得罪的那些衙门及其“县官不如现管”给我“颜色”应该不是我的个人臆想。
实际上，在中国残余的封建割据思想残余之影响力不可低估，早年我做光明日报河南记者站记者时就是被地方上猜测“身份”加以防范的对象，那个时候其他记者站得到的许多好处都没有我的份，有的是某个县直多个单位联合告我的红头文件寄发中央十多个部门……
我自作自受。我也看得比较清楚，说实话，在经受了过去十多年里所遭受的种种困难、磨难和刁难之后，我真的有点后悔当时不知不懂“识时务者为俊杰”，尤其是在回国后的第三年，我把居住的光明日报河南记者站的一套三室一厅120多平米的房子主动上交，这在中直系统恐怕不多见，悔之莫及啊！
作为中国青年学者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1993年）
我也看到现在的记者也很难做，而且或许更多新闻从业者也都是“识时务者”，我早就关注到这次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当时我就想，作为“喉舌和耳目”的中央驻湖北的记者站或分社是否及早及时发了“重大疫情内参”？这条重要的信息渠道是否畅通？还有没有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媒体人？当然，这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无疑又会得罪人，祈求谅解。
同时，我也想讨好一下媒体同行，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忘记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该争的权益万万不可自己主动放弃，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否则，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我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看韩剧记住了一句台词：“你自己幸福了，许多人都会幸福”。
15901824610 周经理